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信，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更好发挥国家根本政治制度作用。

这在现有典型案例中系独一无二。尽管如此，司法实践将各项要素与标准汇集起来予以综合判断，似乎可以更为准确地识别协议的法律属性。

因为本案中是否存在一个被替代的行政决定，首先就值得怀疑。相对于实质标准，后两种标准实际上均被视为形式标准。具体应如何进行综合判断、如何区分各要素之间的不同重要性、如何体现形式标准与实质标准之间的差异等问题，均有待进一步明确。在行政协议司法解释的基础上，最高法院通过典型案例永佳纸业案阐述了围绕四个要素和两个标准形成的识别方式。[83]蔡小雪：《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234页。

其他四要素的作用，则体现为在作出判断时应予综合判断。[31]学界更为通行的观点，则以设定、变更或终止行政法律关系为标准。第二，关于专业性与大众性。

我们知道，我国《劳动法》是1994年出台的。[16] 参见刘茂林、袁周斌：《论中国宪法教育与宪法发展——纪念1982年宪法颁布实施40周年》，载《高等教育评论》2022年第1期，第89页。[1983-12-04（01）]乔石在纪念宪法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首先指出宪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基础。宪法争议事关重大，报纸编辑部也难以判断当事人诉求是否符合宪法法理，这类问题不宜通过报纸寻求救济，应提交有权机关处理。

特别是对有关个人积极普宪的报道，值得记忆。2001年4月中央明确每年12月4日为全国法制宣传日之后，12月发文最多的规律便初现端倪（例如2001—2003年）。

例如，焦洪昌教授从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提炼出宪法宣传教育的体系化、精准化、中国化等根本遵循和方向指引。[1]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27、205页。文本分析首先离不开定性研究，同时根据语料数量等情况进行不同程度的量化研究。从具体议题来看，《人民日报》刊发的评论类宪法标题文章全覆盖了宪法基础理论、宪法基本原则、国家制度与国家机构、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宪法实施和监督、国家标志、宪法历史等范畴。

例如，《在实际工作中贯彻宪法规定的原则 辽阳化纤总公司在招工中坚持男女平等》[1983-12-23（04）]讲述该公司领导认为宪法规定的男女平等原则要在实际工作中坚决贯彻，果断决定在分数面前，男女平等，结果录取女工比男工多22人。另一篇《接受报纸批评 吸取违宪教训 长葛县普法联系实际注重实效》[1987-04-28（04）]说：去年８月，报纸批评了长葛县委个别领导人以权代法，擅自改组县人民法院领导班子，严重违反宪法的事件后，在县委和全县干部中引起强烈震动。3.宣教者早在1919年，被誉为我国新闻学界最初开山祖的徐宝璜在专著中指出，报纸为了达到其创造舆论的职能，需采取发表专家或要人的采访谈话，发表社论等方法。齐一飞《颂党的十四大兼颂宪法颁布十周年》[1992-12-03（03）]。

标题含释宪或宪法解释仅3篇：《图解套，绿营再打释宪牌》[2007-01-31（10）]、《安倍执意修改宪法解释引党内不满》[2014-03-19（21）]、《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 弥合宪法与现实的缝隙》[2014-12-03（18），该文是针对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而采访韩大元教授]。四、结论、建议与讨论良宪还需善普。

魏健馨、田圣文：《司法裁判中宪法援引的实证研究》，载《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6期，第121-133页。这一时期，《人民日报》以及其他媒介推出大量的宪法讲话、释义，不仅解除了各方面对宪法知识的渴求，而且以超常速度培植了一片学术绿洲，成为日后中国宪法学发展的基地。

[70] 202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开展第八个五年法治宣传教育的决议针对整个普法工作首次提出坚持集中宣传教育与经常宣传教育相结合，重在常态化、制度化。例如《增强宪法观念 推进依法治国——司法部部长张福森就第一个全国法制宣传日答记者问》[2001-12-03（06）]，又如前文已提到记者就宪法序言的法律效力问题对法学家李林的专访。1988年发文量不算多，或因这次修宪仅有2个条文。[17] 参见翟翌、王霞萍：《互联网+背景下宪法国民教育新态：特征、目标与转向》，载《中国电化教育》2020年第2期，第21-29页。现行宪法已届不惑之年，此时考察40年来《人民日报》的宪法宣传教育实践，是一件有趣和有益的工作。这与谁执法谁普法[65]的逻辑也是一致的。

相应的，例如《人民日报》2012年及之后刊发涉及浙江温岭最牛钉子户的报道和评论共5篇，均未提及宪法，而是讲述行政机关如何依法合理寻求利益平衡点，并阐发温情执法、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化解矛盾等道理。这种顺畅的法治秩序所需要的客观上的法律体系条件和主观上的观念认识条件，我国经过数十年发展之后已开始具备了，这些变化必然会反映在宪法宣教中。

近年来使用宪治术语的论文例如秦前红：《宪治审视下全民违法现象的产生及破解之策》，载《政治与法律》2022年第4期，第2-14页。[51] 参见邢斌文：《法院如何援用宪法——以齐案批复废止后的司法实践为中心》，载《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1期，第127-157页。

第三，图片报道是以摄影或者图画为主体，配注简要文字说明的新闻形式。新时代以来，我国宪法监督水平稳步提高，特别是作为一项宪法性制度的备案审查制度被全面激活，对该制度本身及其运行成效的宣传属于宪法宣传教育范畴，当然，宣教文章主要不是以宪法标题文章的形式出现的，报道的大多数案例属于部门法上的问题。

在怎样宣传教育上，《人民日报》的宪法宣教文章体裁以报道、评论类为主，领导干部通过记者报道或亲自撰文表态、解读，体现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传统。记者王比学、张豪发表《符光录 万里单骑颂宪法》[2014-12-03（19）]，讲述时任河南省南阳市政协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会员符光录如何努力通过文艺的形式、贴近生活地向村民们宣传宪法和法律的事迹，文中引述符光录的体会：这事难着呢。已有其他学科的不少学者对《人民日报》进行文本分析，研究目的以规律分析、观念分析为主，其中既有质性研究，例如以《人民日报》对某一主题的刊文为考察对象，但并不求穷尽。[2] 例如，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于1902年4月22日刊登介绍日本学者岸崎昌、中村孝合著《国法学》的文章，并指出：宪法之原理不明，而欲望宪法之思想渐浸入国民之脑中，以起政治竞争而强国，难矣。

因果性分析，回答为什么。韩大元：《民法典编纂要体现宪法精神》，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第4页。

而标题只含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权之类术语的文章虽可归为宪法范畴，但很多并非以宪法为主题和旨趣，所以我们未将其纳入研究对象（事实上，对于这类主题词可另作专门研究，例如考察《人民日报》中的人权）。许崇德、林来梵、苗连营、王锴等老中青三代宪法学者关于更好发展中国宪法学的思考和倡议。

[6] 1983年6月21日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在讲话中指出：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新闻舆论机关，在宣传宪法、动员人民群众遵守和维护宪法、揭露和批判各种违法行为等方面，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48] 参见韩大元：《〈宪法解释程序法〉的意义、思路与框架》，载《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9期，第17页。

又如，2004年私有财产权人权入宪后不久，《向手执宪法维权的老人致敬》[2004-04-14（13）]首先引述北京市63岁老人黄振沄手持《宪法》抵制强拆其住房的事件，然后评论说，老人的难得之处在于他善于利用国家的根本大法维权。[28]由于本文的问题意识是宪法文化建设，而非宪法本体论，主要目的在于刻画《人民日报》进行宪法宣传教育的结构化特征，属于规律研究，涉及宪法观念分析也只是总体层面上的，故不需要具体到句子。我们将作者、标题、刊发日期、版次、版名都记录下来，并对每一篇文章按内容、体裁、国别等特征注明我们自己的分类标签，其中一些文章还作了多级分类，下载保存相关原文，形成了一个简单的数据库，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研究。11月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的报眼位置继续报道宪法修改委员会四次全会的情况。

3.我国宪法实施和监督标题含有宪法实施或实施宪法的文章在内容上以领导人相关活动报道、理论文章、发言表态为主。回答这些问题的目的在于，通过梳理《人民日报》的普宪实践，总结我国宪法宣传教育的代表性经验及其可能存在的需改进之处。

[19]也有量化研究，以及基于量化的综合性研究，具体又有多种不同的技术策略，例如，简单量化分析（如百分比、数量-时间趋势），[20]主题类型化分析[21]、词频分析[22]、语义网络分析[23]，等。典型的是《人民日报》曾刊发关于直接适用宪法来保障权利的案例报道。

在21世纪前十年，作者包括（按发表日期先后排序，非完全例举，下同）许崇德、周叶中、李林、肖蔚云、莫纪宏等。宪法宣传教育在涉及立场、方向、原则等大是大非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严肃准确，为此援引与重复领导人论述和中央文件表述就是必要的。